当前，全球贸易投资的内容、规则和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其进程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产品内贸易的不断扩张而加速演化。

内容方面，2012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放缓，服务贸易和投资则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成为引领全球经贸发展的新增长点，并不断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规则方面，WTO体系下以关税减让等边界措施为代表的传统贸易规则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规则一致、竞争中立、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环境标准与劳工权益等涉及一国国内政策的边界后措施正在成为区域或国家间谈判的主流，这些措施要求各国国内规则之间的协调和融合，从而实现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贸易便利化以及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之相对应，全球性多边贸易体系WTO正在被TPP、TTIP、USMCA、EPA、RCEP等大型区域贸易谈判所取代。

在全球贸易投资内容、规则和体系的变化当中，规则变化是核心，规则变化引起全球贸易内容以及谈判体系的变化，因此，贸易投资规则的竞争将成为未来国家间贸易竞争的关键所在。

由于国际经贸规则正处于调整和形成期，尚未有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统一界定，为此，本文从新规则的内容、产生背景以及主要载体三个维度对其进行界定。

（1）新规则的内容。新规则主要包括传统议题深化和新议题两类，其中传统议题的深化是指对现有贸易投资协定中已涉及的议题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主要包括全面的市场准入、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以及高标准的投资规则等；新议题是指监管一致、竞争中立、国有企业、电子商务、劳工和环境标准、中小企业议题等一系列边界后措施。

（2）新规则产生背景。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导致规则一致等边界后措施成为贸易投资规则变革中的重点，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的博弈，尤其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也成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另一推动力量。因此，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变革是全球价值链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变迁双重驱动的结果。

（3）新规则的载体。规则博弈背景下的WTO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甚至停滞，无法继续推动各国之间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而大型区域贸易协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发达国家重构贸易投资规则的需求。此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为避免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被边缘化，在其签订或谈判的贸易协定中也对新规则进行了尝试和探索。因此，本文将新规则的载体定义为发达国家推动、新兴经济体参与的包括大型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在内的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框架体系。

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内容和影响多元而又复杂，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核心影响是能够改变贸易成本（贸易自由度）和生产区位优势，进而对成员国间以及非成员国间的国际生产投资布局产生影响。本文首先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影响国际生产投资布局的理论机制。接下来，结合当前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运用多国FC模型数值模拟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签订贸易协定实施新规则引起的成员国贸易自由度变化对国际生产和投资区位的影响。最后，区别新规则成员国和非成员国，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值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实证检验新规则的国际生产投资布局效应。

本文研究发现：

（1）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主要通过市场准入、贸易自由度、投资保护等方式影响投资区位选择进而影响国际投资布局。

（2）多国FC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新规则改变成员国间贸易自由度导致国际生产和投资向FTA内部市场规模较大的美欧等发达国家转移和集中，FTA内部小国和FTA外部国家的工业品市场份额下降，转移程度取决于FTA内外的贸易自由度与FTA市场规模的大小。

（3）基于PSM-DID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确实已经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FDI产生了影响，具体地，新规则中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国有企业议题等为代表的“市场准入”显著提升了成员国的FDI流入，此外，新规则还通过提高成员国贸易自由度和投资保护水平显著促进FDI向区域内流入，而对非成员国的FDI产生了负向影响，即产生了投资转移效应。

（4）区分新规则成员国的大国和小国的实证结果显示，新规则的实施对成员国中大国的FDI流入促进作用更大，区域内投资转移效应显著。总体上，新规则已成为左右国际投资布局的大趋势和主导力。